１６日，贵州公安部门宣布：到４月３０日，贵州省“贵Ｏ”专段号牌将全部停用；同日，武汉市公安局也启动“鄂Ｏ”号牌更换工作，沿用了１８年的“鄂Ｏ”公安专段号牌，将被“鄂Ａ”普通号牌取代。
至此，据初步统计，全国３１个省份中，已取消或宣布取消“Ｏ”牌的２２个，５个省份将“Ｏ”牌变为公安专用或转为普通民用号牌，尚未取消或变更的省份还有４个。
全国已有２２个省份宣布取消“Ｏ”牌
由于群众对“Ｏ”牌泛滥意见纷纷，从１０余年前开始，一些省份就开始取消这个号段车牌。早在２００３年，黑龙江省就最早取消了“Ｏ”牌；２００４年，上海全面取消“沪Ｏ”车牌。
——２２个省份宣布取消“Ｏ”牌
截至目前，取消或宣布取消“Ｏ”牌的省份包括黑龙江、上海、宁夏、北京、重庆、浙江、湖南、陕西、河南、青海、天津、四川、江苏、安徽、吉林、湖北、贵州、河北、辽宁、江西、海南、西藏等２２个。
——４个省份将“Ｏ”牌作为公安专段号牌，１省转为普通民用号牌
截至目前，内蒙古、广西、新疆、山西依然将“Ｏ”牌作为警用公务车牌照。
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起，甘肃省将“甘Ｏ”公安专段号牌变更为普通民用号牌，与其他民用号牌同等对待、同等管理。对公安机关使用“甘Ｏ”号牌的车辆，确因工作需要并符合警车管理规定的，按规定喷涂为制式警车，换发警车号牌。
——４个省份尚未有明确意见
目前，福建、广东、云南３个省目前还没有对“Ｏ”牌的处置意见，山东省部分地市取消“Ｏ”牌，但部分地市仍在使用。
换“马甲”，取消特权还是让特权“潜行”？
一段时间以来，由于“Ｏ”牌车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等“特殊权力”，因此，最早只限公安车辆专用的“Ｏ”牌车被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争相超范围使用，屡受公众诟病。在各地纷纷取消“Ｏ”牌车之后，特权是否随之取消了呢？
记者梳理发现，虽然一些地方取消了“Ｏ”牌，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变相保留。
——明确号段。在取消“Ｏ”牌车之后，一些地方采取明确划分号段或“尾号识别”的做法，以区分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车辆。如此一来，无论是公众还是交通管理等相关部门，照样知道哪些车辆分属哪些部门、领导，取消“Ｏ”牌车的作用无从体现。
此次武汉市公安局将全市公安机关使用“鄂Ｏ”公安专段号牌的公务用车换发“鄂Ａ”普通号牌，却明确了专用的号段。其中，武汉市公安局公务用车号段为“鄂Ａ７ｘｘｘＷ”“鄂Ａ８ｘｘｘＷ”“鄂Ａ９ｘｘｘＷ”。
——混用民用车。尽管一些部门和单位既不使用“Ｏ”牌车，也不挂特殊号段，而是将车牌混入民用车牌中，但是特权照用，反而增加了公众监督的难度。
不少采访对象表示，过去的公车号牌能认出来，但近几年新的公车号牌与私车号牌完全没区别，监督难以下手。记者在西南某市一次采访中发现，某位政府官员乘坐一辆号码和车型都很普通的民用车辆出行，但是在经过红灯时并未停下等候，而是加速通过红灯，扬长而去。知情人士告诉记者，闯红灯之后他们都有办法消除记录。
“我们平时见到Ｏ牌车，就知道是公车。换成了普通民用车牌，公车就可以去任何场所了，包括娱乐场所。将车牌换个马甲，让老百姓都不知道哪种是政府车哪种是普通百姓的车，更加不好监督。”一位受访的北京市民说。
——特殊名单“里应外合”。在一些地方，除了党政机关领导使用小牌号外，还自制“特殊车牌”，继续享受特权。而在交警等具体执行部门，则掌握着这些“特权车”的详细名单，在执法时对这些车“选择性执法”。
一位工作多年的交警透露，交警上岗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牢记主要领导车牌号，并在执法过程中予以全方位“配合”，“闯红灯、占道停放这些基本上都会放过。”
“时间一长，哪些车牌是哪些部门的，连老百姓都知道，更何况执勤的交警呢？”不少接受采访的市民表示。
“Ｏ”牌清零，更需特权思想清零
一些受访公众认为，所谓“特权车”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挂什么样的车牌，是否取消“Ｏ”牌也并不重要，关键在于根除车牌背后的特权和特权意识。“如果干部的特权观念没有根除，谁敢断定取消了‘Ｏ’牌以后，不会出现新的特权号牌、新的‘霸王车’？”
其实，公车使用什么号牌并不重要。记者了解到，不少地方并未正式取消“Ｏ”牌车，但已经采取相应的约束和规范公车的政策，例如给公车贴上统一标识，以便“直接亮明身份，接受社会监督”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。
云南省多个地州已全部实行公务用车标识化管理，大部分印有“ＸＸＸ公务用车”和“严禁公车私用”等明显字样，公布监督电话；广州利用科技手段，给全市党政机关８４９１台公车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用车人身份识别设备，监控行车轨迹。
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，作为转变作风的重要环节，取消“Ｏ”牌车正是在转作风的大背景和大前提下展开的，但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”，作风的彻底转变需要时间。
基于一些地方公车改革的现实情况，汪玉凯建议将取消“Ｏ”牌车纳入公务公车管理体系中，只保留执法车和公务公车，同时，将保留的公务用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标识，便于社会监督。
“取消特权牌照只是一个形式，更重要的是取消特权思想。”汪玉凯认为，取消特权思想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需要整个社会氛围的转变，而克服部分官员心中“公权至上”的理念，不能光靠教育，还应出台更多、更严格的制度予以规范和保障。同时，加强执法监督，才能重建政府公信力。（新华网北京４月１７日电 记者白靖利、杨丽萍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