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|
|
云南绥江县干部在移民搬迁过程中向群众逐一解释移民政策。 |
镜头
今年春节，云南省绥江县南岸镇党委书记杨凯收到不少问候短信，有些是当年“红过脸”的移民群众发来的。如今他时常会翻看移民的问候短信——“想想当时的难，先苦后甜啊”。
昭通市绥江县号称云南第一移民大县：肩挑溪洛渡与向家坝两大水电站，3人中就有一个是移民。艰难困苦中，绥江实现了1年建成新县城和3个集镇、2个月完成6万移民搬迁、1个月完成库底清理的“三大奇迹”，向家坝水电站如期下闸蓄水。县委书记杨淞说：“破解移民这个天下‘第一难事’，靠的是走实群众路线！”
“亲情移民”推倒干群“心墙”
2011年3月，有关部门批复：绥江县移民搬迁必须在2012年6月30日前完成。然而，当月25日，绥江近万名群众因不满移民政策，围堵县委县政府、堵塞县城交通、打伤21名干部和17名公安干警，事件5天5夜才平息。
一面是极其紧迫的时间和繁重任务，一面是干群之间城墙般结实的“心墙”，怎么办？绥江县拿起了群众路线这个“传家宝”，践行好“亲情移民”。“进得百家门，才算公家人”，上千名干部进村入户，开始与6万移民群众“认亲”。
故土难离，移民群众这个“亲”不好认。县统计局职工廖朝会就经历了“八顾茅庐”，从“没资格进门”到成为移民华西其家座上客的过程。廖朝会第一次到华西其家时，他妻子丢下一句“我不懂这些‘歪歪’政策，赶着上街”，就锁上大门走了。“叔叔孃孃，我来你们家帮算算看，选哪种安置方案合适”，廖朝会又在路上碰到华西其，好声好气地打招呼说。“进我们家，你没资格”，华西其的话很“伤人”。如此周折反复8次，华西其家终于签了选房意愿。而如今，廖朝会偶尔碰到华西其的妻子，俩人会拉着手唠个没完。
移民干部们被称为“三水干部”，即苦水、泪水甚至血水。县防震减灾局的季小涵是“80后”，她挂钩的14家移民在团结村姚家坝，因不通公路，一次来回要“四渡金沙江”。季小涵第十二次到张姓移民家做工作时，劝了一天张家都不签协议，她返程下山时摔倒，腹中胎儿流产。当10天后季小涵再次出现在姚家坝，移民“亲戚们”得知消息后，变得十分配合。
县里先让干部沉到群众中去，移民实行“包保制度”，让每户移民都有挂钩干部；同时，要求副科级以上干部分别联系5户困难群众和1名困难学生，并解决其现实困难。县里还实施了特困对象的生活救助、生命救助和学生救助工程，每项100万元，先后帮扶1474人。
如今在绥江县，县委县政府带头，全县所有党政机关都没有围墙，人们到机关办事不会被“盘查”，群众可以直接进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干部办公室。有形的墙没了，移民干部们的付出和暖人心的政策、细节，也融化了绥江干群之间曾经的“心墙”。
对群众利益绝不“抓大放小”
绥江县地处滇东北一隅，山高路陡，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，发展很受制约。从大处说，水电站建设是绥江“改变命运”的机遇，也关乎移民群众的整体和长远利益。但杨淞认为：“对群众利益绝不能搞‘舍近求远、抓大放小’，就是要‘大事小情一把抓’。”
绥江县每天安排2—3名处级干部、各乡镇安排1名科级干部接待移民群众上访，处级、科级干部每隔10天就到挂钩村走访一次，畅通群众诉求的表达渠道。同时成立了由退休老同志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移民代表组成的“移民权益维护组”，为移民群众维权“撑腰”。“移民权益维护组”为群众争取建房困难补助、房屋简装修资金4亿多元，深受移民信赖。
绥江县强化了移民诉求的回应保障机制。在移民工作一线成立92个党支部和117个临时党小组，做到党组织全覆盖。选派21名科级和股级干部到移民村和社区挂职，并为村、社配备1—3名移民工作助理员。与此同时，提高移民村、社干部待遇，优先提拔移民干部，将移民村、社的工作经费提高到5万—15万元。在移民搬迁时，又成立了16个现场工作小组，协调解决各类问题15万多个。
俗话说“吃得亏，打得堆”，在绥江县移民工作中，基层党员干部们宁愿自己吃点亏，也不让群众戳脊梁骨。会仪镇会仪村一组所有村民都要搬迁，该村党支部书记朱益田的母亲就在一组。“儿子当村干部，肯定会给自己家老母亲多分地。”核定分解一组的集体土地时，村里就起了风言风语，土地分解后意见更大了。但复查后，朱益田母亲家不仅没有多分到地，还少分了四分地，朱益田家也没要求补回来。
在征求建房意见时，有人提议建政法小区、公务员小区、教师小区等，立即遭到制止：“不能分出三六九等，全县领导干部要和群众一起分房。”县里出台了移民安置房电脑摇号的分配办法，纪检监察机关、公证处工作人员和68名移民监督员现场全程参与摇号分配。一场又一场的摇号分房结果公示后，大家纷纷查找县领导、乡镇干部、村干部的房子情况。县城居民李文明说：“县领导的房子还不如我的好，还有啥说的？”
变“替群众做主”为“帮群众做主”
在征地拆迁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中，地方政府绞尽脑汁，却“好心不得好报”，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，这是为何？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启梁认为，一些基层决策机制还不健全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，不能让群众“蒙在鼓里”，而应参与进来。
杨淞告诉记者，如今随着群众维权意识的提高，基层走好群众路线，必须保障好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甚至决策权，这一点也关乎移民工作的成败，“要摈弃我是决策者、说了就算的错误认识，变‘替群众做主’为‘帮群众做主’。”
移民搬迁需要县里出台的安置配套政策和实施办法近百个，如何定“杠杠”？绥江坚持“未听取群众意见的事项不决策；未经群众讨论的事项不决策；群众不同意的事项不决策”，并在决策前问需于民、决策中问计于民、决策后问效于民，保障好群众的权益。
县移民局副局长李文利介绍：“在移民安置房和门面房的分配上，我们分别经过了100多次和80多次方案修改。”县里组织813名群众，分20余批次到四川屏山、北川等地考察，再让群众参与政策制定，才形成了引入填报高考志愿方式、电脑摇号的“高招”。
建房之初，由于移民群众家庭人口不同、经济条件各异，对户型的设计要求也各不相同，导致群众众说纷纭，意见始终无法统一。面对临近的开工日期和承建方多次的催促，绥江县仍按步骤组织干部群众外出考察，开门定政策，最终确定了5种面积8个户型的设计方案，最大限度满足群众需求。
县里抓住房屋丈量、土地分解、资金测算、意愿选择、房屋分配等环节，以信息公开、阳光操作消除群众误解。对移民政策一律实行“两会一榜一册”，即召开工作人员培训会、移民群众院坝会，在村小组张榜宣传，编辑《宣传手册》。县里还利用文艺演出、挂历、短信等宣传方式，让群众看得见、听得到、信得过移民政策。
在整个移民工作中，绥江县为移民安置配套政策的出台召开了各类讨论会4000多场次，收集意见建议8600余条。“作为移民代表，我参与了移民政策的制定出台，虽说谈不上决策，但参与本身就给乡亲们吃了‘定心丸’。”移民户代表牟玉成如是说。
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14年02月18日 18 版）
